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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中文網 The New York times

專欄作者

Facebook是如何溫水「煮」我們的

弗蘭克·布魯尼 2016年5月24日

提醒大家要警惕Facebook的人並沒有說錯：我們在智能手機、平板和筆記本電腦上花費的每一分鐘，瀏覽喜歡的網頁、閱讀個性化的消息，都被導向了預設的結論。我們遭受了保持一致的壓力。

不過，罪魁禍首並非馬克·祖克柏(Mark Zuckerberg)手下的那些看不見的操縱大師，我們自己才是。說起來，我們自己遠比Facebook更擅長於將一種觀點凌駕於其他觀點之上，並把人禁錮到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僵化牢籠裡。

我想說的是我們的行為方式，尤其是如何使用社交媒體，以及整個互聯網——我們又如何任由它們駕馭自己。上周與我進行探討時，著有2012年暢銷書《正義之心》(The Righteous Mind)的社會心理學者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表示，與其說它們是動因，還不如說是同謀，一種古老衝動的新工具，屬於「讓我們得以隨心所欲的一長串技術革新」的一部分。

「我們的一個慾望就是，多跟想法類似的人在一起，避開意見相左的人，」海特還說。「Facebook效應並非微不足道，而是在催化或放大本已存在的傾向。」

談到「Facebook效應」的時候，他指的並不是過去幾周裡被廣泛討論的一種可能性——Facebook有意操控其「熱門」新聞菜單，從而強調自由派的觀點和信源。菜單不過是Facebook的一個方面。

對許多用戶而言，更常見的是我們看到的好友及在網上關注的個人和團體的發帖，而這些信息完全取決於我們自己做的選擇。倘若我們尋找、「點讚」或評論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支持者的憤怒言論，就會遇到更多桑德斯支持者的更多憤怒言論。假如我們唾棄此類情緒衝動，這類帖子就會消失。

這就是其中關鍵的「影響力量」、「算法」，或者愛叫什麼名字都可以。這就是我們網路生活的陷阱與詛咒。

互聯網本身並未受到操縱來向我們投喂右翼或左翼觀念、保守派或自由派思想，或者起碼要等到我們自己操縱它這樣做之後。它的設計目標就是給我們送來更多類似的東西，不管這東西究竟是什麼：浩如煙海的樂章中的一個持續音，百花齊放的花園裡的一種單調香味。

幾年前，我買了祖·瑪瓏(Jo Malone)品牌的某種芳香沐浴啫喱。我是從這家公司的網站上購買的。接下來的好幾個月裡，只要我在網路世界裡遊盪，祖·瑪瓏就會追蹤，總是跟在我的數字身影后面，永遠佔據了螢幕的一角，這裡冒出個祖·瑪瓏蠟燭，那裡蹦出個祖·瑪瓏古龍水。我被定了性、圈進了一個小門類：祖·瑪瓏粉絲。當然了，我可以從祖·瑪瓏的本木香、柑橘香、花香乃至果香中進行選擇，但我的香味生態圈裡沒有了雅男士(Aramis)品牌，Old Spice的產品也統統離我遠去了。

我們讀的小說、看的電影、聽的音樂也不例外，可怕的是，接觸的思想亦如此。它們不會受到挑戰，而是會不斷自我證實和加強。通過給特定的博客加書籤、將社交媒體訊息個性化，我們訂製了自身消費的新聞和能夠接觸到的政治信仰，程度之深超過以前任何時候。這種行為決定了我們生活的色彩，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將生活中的色彩抽去，讓它變得單調。

我們構建了一道精心打造的正反饋迴音壁，將確信變為狂熱，將熱情變為狂躁，將與他人的分歧變為妖魔化對方。於是我們驚訝地看到，有一群Twitter暴徒一窩蜂地為桑德斯辯護，或是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競選的超現實成功，而其一直以來的口號完全可以總結為，「我所知道的都來自互聯網。」

這其實就是他的原話，為錯誤地斷言自己競選集會中的一名抗議者與伊斯蘭主義極端分子有關聯而勉強找的借口。他在哪裡看到過一段視頻，他選擇信以為真。他的情報過去和現在都沒有進行過核實，卻飛速流傳開來——完美契合了他的觀點和需求。用谷歌來一番足夠有創意的搜索，或者有足夠的意願去相信搜索結果，總能找到符合自身要求的「真相」，外加一大批所謂的專家為其打包票，以及一群同樣的追隨者。

瘋狂的咆哮者、陰謀理論、有意的歧視和嚴重的黨派偏見，這些都不是什麼新鮮事物，它們也還沒有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它們滋長的方式比較引人注目，也有些讓人難以接受，是本該讓我們在自我教育上獲得巨大進步的東西助長了它們。有線電視台的激增和互聯網的快速發展本該擴展，而非縮小我們的視野。但它們反倒讓我們更快和更徹底地陷入黨同伐異的小圈子。

在2011年出版的《過濾泡沫》(The Filter Bubble)一書中，埃利·帕裡澤(Eli Pariser)詳細分析了所有這一切，他解釋了每一次點擊、刷新和敲擊鍵盤如何讓接下來出現的信息發生變形，由此創造出一種近乎於虛構的量身定製的現實。有人對這種分析進行了駁斥，其中包括來自Facebook的科學家。後者去年在《科學》雜誌發表了一篇經過同行評議的論文，對某個特定的Facebook用戶訂閱的新聞信息非常同質化的觀點予以質疑。

但有一點毋庸置疑的，即在這樣一個充滿選擇、包含無數小眾市場和將個性化推崇到無以復加的時代，我們在用一種乾脆利落到讓人恐懼的效率進行自我分類。我們放棄了普遍適用的參照點。我們喪失了共同點。

「技術進步讓我們更容易和那些與自己有單一共同興趣點的人產生連接，」馬克·鄧克爾曼(Marc Dunkelman)說道。他還表示，技術也讓我們更容易避開「不同的觀念」，避免「直接與之相互影響」。他在自己2014年那本深刻透徹的著作《消失的鄰居》(The Vanishing Neighbor)中談到了這個問題。這本著作和海特的《正義之心》，以及《獨自打保齡》(Bowling Alone)、《分離》(Coming Apart)和《分裂的共和國》(The Fractured Republic)等都屬於描繪現代美國人分化狀況的著作，而這也是一個正在蓬勃發展的作品類型。

相比於過去有些時候，我們如今更加不信任和不願把自己託付給大型機構。我們質疑這類機構的智識，以微社區的群體思考取而代之。這些微社區有很多是我們在網上組建，其情感可能更為獨特，更不具包容性。

Facebook和其他社交媒體肯定在這個過程中起到了作用。海特提到，它往往不鼓勵一群朋友中出現異見，因為更容易讓持不同意見的人感覺沒面子。他指出，不少學院裡的學生中出現了有強制性的政治正確。

「因為有了Facebook，人們的互動變得如此迅速，以致他們很害怕自己沒與集體保持一致，」他說。

不過，這裡不是特別針對某個一邊倒的新聞訂閱服務，也不關乎某種神奇的算法，而說的是一種部落意識。自人類出現，這種部落意識就已經存在，現在更是紮根於肥沃的互聯網土壤之中。在其滋養下，這種意識即將進入盛放時期，開出危險的花朵。